建立的制度无疑建立了有效的独裁制度，即使外戚豪强再强，到最后还是难免败亡，而孝桓皇帝时代的宦官集团更是将豪族势力打压到了最低谷，所以他才可以借势独揽大权，使皇权再次强硬，来引导目前士族的转变方向。他对学术的倾向性将影响到士族的修学取向，此时的士族只是将儒学视为仕途的一部分，读书人研读儒家典籍，也更多是为功名利禄。

　　对于目前帝国的情势，刘宏看得很透，民风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晴雨表，所以古代先贤或王都特别注重‘移风易俗’光武皇帝中兴后以名教治天下，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激励士民砒砺操行，讲究名节，从而鼓动风气。但是孝和皇帝以后，社会中洋溢着一片‘浮华’之风，经济生活中人们普遍舍本逐末、竞相牟利。

　　对此，几位著名的学在他们的著作里多有揭露。王符《潜夫论·浮侈》中说:“今举世舍农桑，趋商贾，…治本少，浮食众。…浮末什于农夫，虚伪游手什于浮末。是则一夫耕，百人食之，一妇桑，百人衣之。以一奉百，孰能供之?”总之，当时社会中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为钱而奔忙，只要能弄到钱，不管是经商、演戏、求神、弄鬼、欺诈、赌博，什么都干。

　　这种贵末贱本、竞相逐利的结果就是舆服、丧葬制度形同虚设，奢侈之风盛行。而孝和皇帝之后作为天下臣民之的历代天子都是安于逸乐，使得这种风气越长，社会就此颓废。最后被时人称为三患：一曰奢僭，皇权衰弱，二曰弃农经商，弄得仓凛空虚，三曰厚葬，人人仿效，不惜倾家荡产，结果是穷厄既迫，起为盗贼。

　　光武皇帝中兴以后，之所在在民间倚重儒生，主要是因为儒生‘务忠良，以节优’对于‘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’有利。倡导名教治天下，除了希望做到人尽其才、官称其职外，就是‘尊崇节义，敦励名实’来达成政教双赢的目的。

　　士人有‘仰禄之士’和‘正身之士’两类，二中能够真正引领一个社会之正气的只有‘正身之士’，而‘正身之士’毕竟是不多的。即使是孝桓皇帝年间的党锢之祸，涉及‘诸生三万余人’，然真正称得上‘正身之士’，也不过是李膺、陈蕃、王畅、范傍等几位党魁和当时被称为‘三君’、‘八俊’、‘八顾’、“八及’、‘八厨’的少数骨干，绝大多数参与大多都是属于从风随响，或倾慕上述诸人之风采，甚至还有的是为了求其拔举。

　　刘宏深知，目前帝国崇尚名节的风气只是流于表面，尽管他登基以后为死于党锢的‘正身士人’修建文英殿，同时激励褒扬陈蕃等人，但是这种几十年形成的‘浮华’之风却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根除的。

　　刘宏之所以要打击‘清议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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