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东西。

　　面对权力和利益，人们很难守住本心，通常都会犯下一个致命的通病，吃独食，也就是任人唯亲。

　　而这种行为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嫉妒、怨恨，甚至成为众矢之的。

　　在这方面，有两个人最具有代表性，近一点的案例是刘备，远一点的案例是曾国藩。

　　早期的刘备就是因为不懂“利权可共，而不可独”的道理，得到徐州后，把所有大权都交给两个结义兄弟，不重用徐州其他人才，于是便有了两失徐州之憾。众多人才如田豫、陈登父子、徐庶等，也都先从后离，转投曹操。甚至连刘备自己也颠沛流离大半生，一无所成，麾下的人才来来去去，还是一开始那些人，几乎一个没多。

　　直到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，刘备才意识到放权放利益给属下的重要性。诸葛亮一出山，便被刘备委任钱粮兵马之重任。打下益州和汉中后，刘备大封新投之臣，诸如马超、法正、李严、黄忠等等，皆有厚赏，而对老臣诸如关羽、赵云，则封赏甚少，并因此引起关羽的强烈不满。最后，刘备更是出人意料的将汉中太守交给新投靠的魏延，而不是张飞。

　　于是便有了蜀汉之盛。

　　虽然这盛况没能持续多久，便因为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堕入谷底，但毫无疑问，晚年的刘备彻底悟了。临终前，刘备更是将帝王权术运用到了极致，因而才有了在诸葛亮的领导下，蜀汉从绝境中挣扎出来的幸事。

　　要知道，在刘备去世的时候，蜀汉当时只剩下十三个郡，周围还有五路兵马虎视眈眈，妥妥的灭国之兆。

　　而现在，仅仅十年过去，蜀汉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，已经可以单独和魏国正面硬抗了。

　　与刘备早期遭遇相同的另一个例子是曾国藩，早期的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抵抗太平军时，认为占有大义就能感召别人，必然振臂一呼，应者云集。

　　但是曾国藩很快发现，最初投奔他的人才，都去了另一个湘军将领胡林翼那里，于是便问幕僚赵烈文：“众皆出我下，何故尽归胡公？”

　　赵烈文回曰：“人皆有私，在公麾下既不能官，又不得财，不走何待？”

　　曾国藩问：“那我该怎么办？”

　　赵烈文回答：“集众人之私者，可成一人之公。”

　　曾国藩这才恍然大悟，从此以后对待有功的部下“武人给钱，文人给名”，用重赏来“集众人之私，鼓好胜之心”。特别是就任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以后，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。

　　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，人才济济，终破太平天国，成就湘军神话。

　　对于每个人或势力而言，利益永远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。

　　如果不能，则必相背。

　　大义可以招揽人才，却无法笼络住人才和其他不属于自己的势力，让他们为我所用。

　　而使用“人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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