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收的税，简直低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。

　　嘉靖时期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，可是一年征收的茶税不到两万两。而浙江的茶叶税收竟然只有可怜的六两，云南为十七两。商人阶层偷税漏税情况和明朝的税率之低可想而知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东南的士大夫阶层甚至勾结海商、倭寇，从事走私贸易活动，每年赚取巨额的财富。而由于海商垄断了海洋贸易，在士大夫阶层的帮助下疯狂走私，明朝根本收不到什么税，赚取的银子都进了海商和士大夫阶层的腰包里。繿

　　明永历十三年，伪清为了筹集三路入滇的钱粮，顺治在东南搞清欠，半年不到，清廷就筹集了近亿两的白银，这也从侧面体现了江南士绅集团偷税漏税到何种程度了。

　　商税是一方面，盐税和矿税则是另一方面。

　　按明朝的“纲盐制”规定，持有盐引者按地区分为十个纲，每纲盐引为二十万引，每引折合盐三百斤或银六钱四厘，称为窝本，另税银三两，运输银三两三钱。以“圣德超千古，皇风廓九围”命名，未入纲者，无权经营盐业，故盐税收入一直是大明朝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，每年税收达四百万两。

　　天启七年，朱由校大行，魏忠贤倒台，东林党首领、北直隶通州富商李三才接任淮扬巡抚后，明朝两淮的盐税收入当年便急跌至不足一百万两，并且逐年递减，至崇祯十三年，两淮的盐税已不足五十万两，也就是说自崇祯元年至崇祯十三年，光是两淮的盐税就被贪污了两千余万两。

　　明朝矿税的比例更低，大明建国之始，朱元章为了恢复民生，将矿税定到了极低三十税一，故洪武年间，明朝的矿税仅仅五千两，永乐年间，明朝的政治、经济和军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，但朱棣因为得国不正，并不敢进行税制改革，朝廷的矿税年仅十余万两。

　　此后大明历代君王亦不敢违背明太祖祖训，故此至万历朝，大明的商税依旧保持在三十税一。

　　明朝中后期，由于朝廷连连征战，内廷财政消耗十分严重，国家财政面临严重困境。万历帝为改变这种局面，便下达明旨由商户和地方士绅主持开矿，而朝廷则收取税利，所谓“开矿以济困乏”。万历二十四年，明神宗又下令“开矿抽税，为因三殿两宫未完，帑藏极其空虚，权宜采用。”并派遣大量的矿监被派往全国各地，开始在地方开矿收税。这些矿监，大多都是宫中的宦官。最开始只是在北直隶的一些地区进行开矿收税，但很快就推广全国。繿

　　万历帝对矿制的改革，极大地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，所以朝廷才有力量打赢了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。

　　魏忠贤倒台后，东林党重新上台执政，即以矿税害民，朝廷与民争利为由，奏请崇祯帝将各地的矿监和锦衣卫收回。

　　彼时，崇祯登基不久，在权阉授首、海晏河清、众正赢朝，圣明天子在位的吹捧声中，崇祯即同意了收回锦衣卫和矿监的条陈，以至于整个崇祯年间，明廷几无矿税和商税可收。

　　故此在面对东虏不断寇掠辽东和京畿时，朝廷不得不将军饷加诸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身上，这便是崇祯朝有名的三饷。

　　而这三饷就是压垮明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直接导致了明末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，李自成、张献忠等流寇，剿之不尽，杀之不绝，其原因就是有无数没有吃穿的百姓主动加入。

　　马仲英欲增加赋税，以支撑对清军的战事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地方上的商税、盐税和矿税，而欲使新立的大明朝廷长治久安，这三项税制也必须改革，并且能得到有效的征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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